论文借鉴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研究,特别是反思文学苦难叙事研究的成果,从一个新的角度即苦难的审美化,对八十年代前期反思文学中的苦难叙事进行研究,从叙事主体的历史生成和时代思想文化环境这一前提出发,以文本重读的方式,试图揭示反思文学苦难叙事对两大对象即知识分子和农民所经受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苦难在叙事行为中的审美转化机制,并结合艺术成型后的读者接受与反应进行文学史意义的厘定和文学本体论的再思考。
论文分三个部分对反思文学的苦难审美化进行集中考察。
第一部分：亲历与见证——苦难叙事的发生学。反思文学的苦难叙事的主体主要是50年代在反右运动中罹难而被抛到生活底层的知识分子,有王蒙、张贤亮、从维熙、高晓声等人,70年代末重返文坛后,以文学创作记述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历程。创作题材有知识分子和农民两大类。反思文学所反映的时代是比十年“文革”更早的50年代甚至民主革命年代,在对历史的开掘和社会批判上远比伤痕文学有深度。
第二部分：距离与超越——苦难经验的审美转化。反思文学多有知识分子自我精神加冕的艺术表现,爱国和忠贞成为悲剧主角的人格特征,渲染崇高感,这是事后对自我人格的一种升华。由于话语讲述上的距离感,苦主的创伤记忆在文学描写中转化为对生存苦难的咀嚼,作为身体痛楚的饥饿被带有玩味性地描写,使饥饿美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大景观。张贤亮的《绿化树》等在表现饥饿体验时也在展示身处炼狱的精神之舞,苦难叙事来到了生命哲学的边缘。
第三部分：背弃与回归——苦难审美化的阶段性意义。反思文学书写苦难与宣扬集体主义的革命文学的最大区别,是文学描写向个体生命聚焦,倾注了对个人不幸的同情,应和的是新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社会思潮。在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时,由对观念性的客观生活的反映向个人独特内心生活转变,实现了叙事文学的华丽转身。实际上,从反思文学开始文学“怎么写”与“写什么”的关系就已经开始调整,因而,反思文学的苦难叙事具有前先锋性。
苦难审美化的研究注重的不是文学的认识作用,而是认识作用如何通过审美作用得以产生。它解决了反思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作家的个体差异诉诸创作,其创作意识在时代总体性的文学潮流中是否与主流价值观完全一致;作家个人生存体验,在艺术表现中如何受制于时代的总体思想氛围和文学批评的诱导以及来自大众接受的压力;研究者怎样看待文学类型学中的不同学术选择,在艺术分析中价值判断是否成为可能;八十年代的思想资源与文学经验,在新世纪的社会意识形态条件下和新的文学叙述关系中,能否实行能量转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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