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促使了描写汉语语法专著的诞生。《文学书官话》(Mandarin Grammar,1869)诞生于该历史背景之下,由美国南浸信传道会传教士高第丕(T. P. Crawford)与中国学者张儒珍合编,以研究当时官话口语为主要内容,是第一本完全用中文写成的西洋汉语文法书。原著贯通中外,综合了多种分析策略的语法研究范式,包含较为丰富的现代语言学观念和要素。因此,对其的研究可填补学界对原著本体研究的诸多空白,也可就其对汉语语法未来研究走向的影响进行考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立足于汉语语言学史的研究立场,细致梳理《文学书官话》全文脉络,还原原著理论内涵,并通过对比研究,对原著的语言学价值作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第一,论述17世纪多明我汉语文法学学派、18世纪罗曼汉语文法学学派以及19世纪日耳曼汉语文法学学派的研究目的、方法和内容,在该背景下对《文学书官话》的作者生平、成书背景、篇章结构、所用术语、语言观和方法论进行介绍分析。第二,详细分析讨论了《文学书官话》的词类、句法、语义、语用、语音及文字的研究内容;基于原著建立起汉语十五大词类系统、句子类型系统、句子分析方法、语义格系统、句子功能分类系统、口语修辞系统、汉语拼音符号体系和汉字结构体系。第三,选取17-19世纪西洋汉语文法学派三大流派的四部代表性著作及《马氏文通》(1898),分别与《文学书官话》各部分内容进行相应的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原著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作出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通过研究发现：《文学书官话》在词类研究上,基于意义和功能双重分类标准对汉语词类进行划分,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汉语十五大词类系统;句法研究上,建立了基本符合汉语口语语法的字(词)—读(词组)—句读(单句、复句、句群)三级句法单位层级体系;语义研究上,提出了相当于语义结构中心论的“地步”论;语用研究上,初步尝试了汉语句子功能分类,强调了动态话语辞格的研究;语音研究上,使用自己发明的拼音符号体系,对汉语的拼音化书写再次进行了尝试;文字研究上,提出了具有字本位思想萌芽的汉字观,提出了字母(笔画)—字部(部首)/本体(非部首的偏旁)—字(汉字)汉字结构的三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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