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讲,本文是一个艺术史、艺术社会学、文艺经济学和话语研究的综合体。以新中国的艺术体制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考量之下,并通过话语研究的方法将新中国艺术体制的具体变革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这就是本文所要做的。要知道,新中国的艺术体制是个宏大之极的命题,仅文献资料的磅礴繁杂之程度就令人望洋兴叹。所以如何巧妙地缩小文本范围而又不失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乃是本文的核心所在。因此,在话语文本的选择上,本文聚焦于新中国艺术的权威杂志《美术》。通过研究《美术》杂志的话语转向来考察新中国艺术体制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又不完全封闭于《美术》杂志,也大量参考了新中国的美术史论和众多艺术批评家的专著。
在导论中,本文主要对艺术体制理论进行了综述,并理清了艺术体制的两种分类——“社会主义式艺术体制”与“西方现代艺术体制”的构成与区别。同时,又在这个框架下,分析了文革结束前中国的艺术体制的具体构成。即由三个部分构成：以“美协”为核心的官方艺术组织及其艺术生产机制、“二为”“双百”为指导方针的政策体系、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第一章中,主要考察文革结束后《美术》中商品话语的侵入与生长,及其对“美协”职能和官方艺术生产和分配机制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考察“现代派”话语在八十年代《美术》杂志上的降生,以及对“现实主义唯一论”的消解是怎样改变了原有一元的创作方法论,同时又是怎样被主流体制从自身剥离和驱逐的。而第三章则主要论述九十年代后被驱逐的“现代派”是怎样在主流体制外生存,并无意间建构起艺术的民间体制的。中国的艺术体制形成了主流体制与民间体制的二元对立格局。第四章则主要阐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现代派”话语的复归,而这种复归同时又预示着主流体制对民间体制的“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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