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梳理了黑格尔-阿多诺-丹托的艺术终结理论发展脉络,将丹托的终结话语置于其艺术哲学思想和当时的文化语境下,主要通过对其两部著作《艺术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之后》的细读,探索其观点的嬗变,挖掘其思路的转向,试图更加贴近丹托艺术终结论的原义。
论文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艺术终结’的理论脉络”,认为艺术终结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要更好地理解丹托的这一思想,就必须回到指引他探讨终结命题的黑格尔。本章梳理了艺术终结思想从黑格尔到阿多诺再到丹托的理论发展脉络。通过这一梳理发现,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和艺术形态发生历史性转折之时,艺术的身份就会遭到质疑,艺术终结也会作为一个论题引起广泛讨论。第二章着重阐明了丹托在其提出艺术终结论的初期所赋予这一理论的三个内涵:艺术走向哲学,艺术史的终结和艺术进步可能性的丧失。其一,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艺术实践中,艺术与哲学突然变得互相需要了,艺术开始变得依赖理论而从自身提出了关于艺术本质的哲学问题,这就是艺术走向哲学的主要依据。其二,艺术终结于自己的成熟期,为艺术欢呼的时代已经过去,此后(《布里洛盒子》出现的1964年)出现的任何艺术品,都不再具有历史意义。其三,由于20世纪一连串先锋艺术实践的推进,最终导致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再能够让人惊奇,艺术本质的可能性已经耗尽,它已经没有进步和发展的余地。第三章梳理了丹托在不同时期关于艺术终结论的不同阐述,理出了丹托理论嬗变的三个方面:宏大叙事的终结,发现格林伯格和从哲学走向生活。1984年首次提出该论点时,丹托把重心放在艺术的哲学化这一理论指向上,而且主要从艺术史的角度展开了论述。到了1995年的梅隆美术讲座,宏大叙事的终结成了其叙述的核心。再到其晚近的《美的滥用》,丹托艺术终结论的激进锋芒已减退,认为艺术的思考具有哲学思考所不具备的价值。反观当时的多元化文化语境,我们发现语境对一个理论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丹托的艺术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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