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时期,近年来颇受关注。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十七年文学”深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影响,在“工农兵的文艺”和“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政治化思想和“政治性标准第一,艺术性标准第二”的文艺创作标准的影响之下,革命英雄叙事小说的创作进入繁盛期,出现了大量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代表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创作成就。历史的复杂和跌宕起伏使这些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典型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受批判,并被更加“革命”的文艺形式——“革命样板戏”所代替。80年代初,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得这些具有传奇而又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再次成为焦点,当年盛极一时的“经典”夹杂着再思考开始复苏。总之,“红色经典”的起起落落伴随着文学与政治及其他因素之间的融合与冲突,贯穿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
本文立足于“红色经典”的文本分析,参考各个时期的文学史论述,试图探究作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成就的“红色经典”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以及“红色经典”的沉浮背后的影响因素及其价值意义,从而确立其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位置。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绪论首先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动机进行了简要叙述。其次,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红色经典”进行概念界定和阐释,明确本文的论证对象和范围。接着对涉及本论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而归纳出本论题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进行简要概括,明确本文的现实意义及其研究价值。
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红色经典”小说创作背后的文艺政策,进而追溯到1942年的《讲话》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并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基本都是政治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接着对“红色经典”文本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解读当时的文学史发现,这一批革命历史叙事作品从一开始就受到较高的评价。不仅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革命美学的崇高解读,甚至对作品缺点的评价也是根据其对政治的影响力的缺乏来进行批判的。总之,“十七年文学”的主要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唯政治,唯生活,唯现实主义,这是对《讲话》及其后来历代文代会确立的文艺政策的形象解读。
第二章,梳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批判现象,“红色经典”相关作品受到了重创。《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纲领文件,贯穿着整个文革期间的文化大批判运动。以“黑八论”为代表的“文艺黑线”论是批判“红色经典”的重要依据,包括小说、电影等文体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这是“红色经典”的革命历史叙事与“文化革命”下的历史叙事相冲突的结果。包括创作主题、文艺界领导、文艺创作队伍等要素在内的“红色经典”都因不符合《纪要》的“文化革命”的要求而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革命”的红卫兵诗歌、“革命样板戏”等文艺样式。此时,以手抄本小说、白洋淀诗歌为代表的“地下文学”也在繁荣发展,既承接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又为新时期文学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论述新时期文学之初的文学解冻现象,并对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叙事的重新发现进行论述及原因分析。伴随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而来的是大量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这为国内的学者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资源。在新的文学视域下,文艺界开始疏离政治,转而以人道主义、人性等角度重新思考并塑造了新的革命历史,创作了新历史小说。最后将《红高粱》、《灵旗》、《迷舟》、《大年》等新历史小说与“红色经典”作品进行比较,从而窥视革命历史叙事在新时期的新面貌。
第四章,主要对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现象进行探究。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发展下形成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提供了契机。在新的传媒形式的普及下出现了“红色经典”的改编热现象,这是市场、政治、革命与历史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现象。消费主义意识与政治、审美意识的统一使得“红色经典”在当下呈现出了新价值,在充斥金钱、消遣、娱乐等文化虚无主义观的当下,重温“红色经典”有利于重新树立爱国、奉献等较为正面的社会价值观。这是“红色经典”在当下的影视剧改编的重要意义,在改编中出所出现的一些冲突与问题同样需要进行调和与规训。在结语部分,指出“红色经典”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在历次的跌宕起伏中总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红色经典”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并提出余音: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影响文学的发展,文学如何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坚持自身的发展和美学规律呢?
本文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