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渗入,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其中刘师培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刘师培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主要以其对“文”的观念作为基础,吸取了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以文体为纲以及以人为纲相结合的体例,贯之以西方的史的观念,通过探讨文体的溯源流变以及作家与作家间的纵线关系,从而达到对汉魏六朝文学的总体把握。他用小学的方法对“文”的内涵进行分析,同时结合了语言学的理论,得出“文”的本质与特征在于对偶、骈俪、藻韵三种。与此同时,他通过梳理前人区别文笔的标准的脉络,提出了“文可该笔,笔不该文”的创见,进一步深化了他对“文”的理解。
在文体上研究上,刘师培首先从文体的语体、体裁、风格三个内涵的变化,形成对汉魏六朝文学变迁的整体把握。其次,他受到西方社会学家斯宾塞耳的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小学训诂之法,将文体之源追溯到宗教仪式,另外,他甚至将文体与地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突破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吸收了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通过“地理—文化—文体”的模式,强调了地理自然因素对文体的影响,这对后世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刘师培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以人为纲。他不仅仅只是单独地研究某一个作家,更为重要的是,他以溯源流变的方法来讨论作家。
他将作家作品溯源到经,通过小学训诂的方式,确定了“经”与“文”之间所存在的共性,以此作为作家作品源自经书的重要根据。刘师培受到当时诸子学复兴的影响,创新性地将诸子视为作家作品的另一个重要源头,这种源流关系主要是通过体式的学习与变化来显示出来的。在与经的关系上,他通过分析作家作品的句法、体式与经书的吻合,从文体的“体式”这一内涵出发去分析。在与子的关系上,刘师培则是通过行文的方式来阐述与诸子的源流关系。另外,他还对作家的体性才略与所擅长文体创作之间的吻合关系作出了论述,这是作家论与文体论的共同突破。《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作为刘师培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著作,最能够体现他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框架所在。他从时代的角度将之划分为三个时代:汉魏、魏晋、宋齐梁陈,从作家的角度,他在魏晋之际分论了嵇阮、潘陆等人,从文体的角度,他又在汉魏之际论述了各种文体之变化。因此,在述评当中,主要是凸显刘师培能够抓住每个时代文学的变化所在。
他在汉魏之际强调了建安时代的转型意义以及文学批评上的以气为主观念;在魏晋之际,刘师培从作家文风与文派异同两个角度突出文学变化;在宋齐梁陈,则对于当时的宫体诗、谐隐之文等现象给以重视。刘师培的这些研究都建立在一个“变”字的基础上,具有了现代史学意义上的特性。对刘师培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进行总体性观照,对近现代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具有深远的意义。刘师培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融为一体,展现出了近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一面,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后世学者如鲁迅、王瑶等人都有深远影响。同时,由于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主题一直延续至今,当代中国中古文学研究深受“古典—现代关系”、“本土—西方关系”以及“文学—文化关系”的困扰,而刘师培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作为二十世纪初应对西学东渐的一面代表性旗帜,为解决学界困境提供了可操作性的途径,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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