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诫扇绮谭》取材自佐藤春夫1920年的台湾旅行，于1925年5月发表在杂志《女性》上。1926年出版了单行本，1936年收录到作品集《雾社》中。本稿由序言、佐藤春夫的台湾旅行、作品的表里、近代日本人对台湾的认识、结语五部分组成。首先大致概括了作品梗概，通过附录中列举的二十三位学者对这部作品的评论，笔者归纳出主张异国情趣、志怪幻想和主张作者的社会关注这两大类论断。
本稿将这两大论断有机结合，提出作品本身就具有两种性格。其次概括了佐藤春夫1920年的台湾旅行，试图从旅行中隐藏的公私两面间接引导出作品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对作品双重性的分析是本稿的重点。第一部分通过联系佐藤的其它两部作品《田园的忧郁》《女人焚死》分析了作品中弥漫的荒废、志怪、幻想情调，作品背景里的街道、港湾、破屋不仅展示了自然风景的荒废，更象征了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近代思想甩在后面的中国。作品描绘了可怕的大海风景、幽灵传说、身着新娘装的疯女的死状等，无一不是表现出志怪的趣味，反映了作者与众不同的特殊癖好。市井的英雄儿沈氏、至死等待的沈家小姐、充满野性的黄家丫头、被幻想的光芒笼罩的三个人物构筑起了“废港罗曼史”，将作品的浪漫主义情调推向高潮。之所以产生荒废―怪奇―幻想的情调，与当时的文艺思潮即浪漫主义、耽美主义等反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第二部分关注了作品从身边风景向社会问题靠近的表现。作品人物“我”和世外民为什么会建立友人关系，也许是深受当时从西欧各国传入的人道主义及近代个人主义等影响，然而他们所处的现实依旧分明地把他们的行动导向不同的方向，使其显示出二元对立的关系。
故事开头“我”的多次声明，两人对赤嵌城址以及废屋的感想，都强调出“我”和世外民迥然不同的立场。“沉溺过去”的世外民VS“着眼现在”的“我”这一意象为引出“荒废之美”的论争作了铺垫，表现出了“传统保守思想”VS“近代合理思想”，更为广义地说，前近代VS近代这一“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对于鬼屋传说两人截然相反的态度尤为清晰地刻画出这种隐蔽体质。“宣扬继承先人活着的精神”的世外民VS“劝说今人接受新事物”的“我”这一组对比通过“荒废之美”的论争浮现出来。本稿还通过阐释“女诫扇”的意义，把握沈家小姐、黄家丫头这两个女性形象，指出两者都是遵循《女诫》的教诲，坚守贞操背负传统的人物形象。通过黄家丫头的行动VS“我”的空想即“遵从妇德殉情而死的姑娘”VS“听凭本能奔放无知的姑娘”这一鲜明的对比证实了不仅反殖民地统治这种政治上的抵抗，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这种文化上的抵抗也相当根深蒂固，和迷信一起与近代合理精神不可避免地正面冲突。围绕幽灵传说的真伪展开的“我”与世外民之间的“近代VS前近代”的对决以我的胜利告终，然而世外民所说的“活着的精神”却通过具有前近代性质的两位中国女性表现出来，遵循《女诫扇》教诲的两人的事实和近代日本人“我”的想象之间的“前近代VS近代”的对决宣告了“我”的失败。佐藤春夫应该是有意识地想要表现这种文明的冲突。第三部分讨论了改写的相关问题。改写不仅深化了作品的浪漫要素，也加强了作品的社会要素。
最后，本稿探讨了近代日本人对台湾的认识。对于旅行者，特别是大正时期的作家们来说，中国是发现志怪幻想、激发华丽感觉和想象的场所。至今仍将《女诫扇绮谭》作为异国情绪文学来解读本身就证明了这种认识。他们怀着浪漫情怀，运用近代人的思考，时而像是炫耀似地对所见所闻加以评论。此外，不得不说作品中表现出的台湾历史的多样性也可能模糊近代日本“侵略”的事实。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女诫扇绮谭》中酝酿出荒废―志怪―幻想情调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尤其是前近代VS近代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是共同存在的。作品整体洋溢的斑斓色彩固然重要，内在的作者的思考也不可小觑。作为今后的课题笔者想要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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