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场所现象学的视角来研究大学校园文化空间。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高校扩招政策对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资源提出了最直接的刚性需求,而我国大量以城市为母体的大学则只能通过建立新校区来进行应对。与传统大学的形成不同的是,这些新校园建设周期短,规模大,大都是我国建筑行业“短、平、快”思想的直接产品。一方面以迅速实现了各种经济和政治指标,另一方面却留下一座座特征趋同,场所丧失的文化废墟。现象是反映事物存在的初原意识结构,其关键在于剥去了包裹事物的观念外壳,从面使事物以本真的方式显现自身。而建筑现象则致力于打破横于建筑与人之间的关于“形式”和“功能”等“主义”的有色滤镜,使建筑与人以最直接的方式——存在与知觉——交织起来。
文章先以存在论的空间观念出发,扭转基于几何学和功能主义的抽象空间观为具体的、整体性的共存空间观,以重新梳理对校园文化空间的定义。然后,抽取存在场所现象学中的“场所”与“存在空间”二重概念,分别作为基本单元和组织结构对校园文化空间进行现象学解析。重点包括文化空间中各场所自身的中心、密度区和边界三重微观结构;作为校园存在空间整体下的亲近关系(中心和场所)、连续关系(方向和路径)、封闭关系(领域)三重基本关系。在将校园文化空间转译为现象学结构的同时,将这一特殊的空间体系进行相应的分类,包含功能中心,意象中心,零散中心,方向区,背景区和边界区六个种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了对成都地区的两所近年新建大学校园：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和四川大学清水河校区等的实例调研,在对设计现状、使用情况及使用评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设计上的优点与不足。最后综合理论与调查两方面结论,提出使用场所现象学的校园文化空间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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