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中苏同盟”仅仅存在了十余年，而真正的“蜜月期”更不过是数年而已，但苏联之于现当代中国的影响则是极为广泛且深远的。直到市场化改革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从党政机关的建制及名称，到政府干预角色突出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再到老一辈人耳熟能详的苏联红歌《喀秋莎》，乃至城市规划和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苏联模式的痕迹都还依稀可见。但苏联之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影响并非起始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而是早在民国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就掀起了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思潮。可以说，中国走计划经济道路几乎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一致共识。而且并非光说不练，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抗战中和战后都对发展计划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历史是割不断的，中国近现代史更是有其延续性和继承性。
新中国继承了民国的计划经济遗产，并系统引进了正统的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万余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一五计划的锤炼打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在中国初步的搭建了起来，但其统的过死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1958年之后，在“以苏为鉴”的口号下，毛泽东主导的两次矫枉过正的大规模“放权”改革运动，把刚刚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破坏殆尽。虽然在随后的两次经济“整顿”中有所恢复，但已经不复当年。取代苏式理性计划经济的是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运动经济”，即通过诉诸革命激情、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推动中国经济跃进式发展。计划经济是与集约型的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经济，而运动经济则是脱胎于根据地经济的、与分散的小农生产相适应的农业社会传统经济。中式运动经济和苏式计划经济的大异其趣，其实质便是“中央集权、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专家治国”与“各自为政、浪漫主义、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群众运动”的分野和对立。两种体制处处针锋相对，它们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效果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关于改革前经济体制的定性，本文没有因循旧说，而是认为“外生”的真正的计划经济在中国甫一建立就被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冲毁了，“内生”的运动经济只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外观”而已。
苏式理性计划经济在中国“幼年早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毛泽东个人的好恶是两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由于真正的计划经济在1958年之后便被抛弃了，以致中国最原初意义上的经济改革的实质，与苏联、东欧迥然不同，不是破除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是告别运动经济，恢复苏联长期坚持、在中国“一五”时期也一度建立的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正是由于改革前经济体制(即改革起点)的根本不同，决定了中苏两国改革的难易程度和实际效果的差异。正所谓“反者道之动”，苏东的计划经济运行得还算成功，这反而增加了转轨的难度，使得苏东的改革就像“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运动经济所造成的混乱和低效，反而使得改革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运动经济既反市场又反计划，因此相较于苏联、东欧、印度，中国的改革具有“恢复市场”和“重建计划”的双重优势。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得以在中国恢复重建，市场经济也在体制外潜滋暗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一段计划和市场此消彼长的“双轨并行”期之后，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中国的改革才完全倒向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才走向根本性的衰败，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本文认为，计划经济在中国经历了“三起三落”：1930年-1957年，计划经济从思潮的勃兴到体制的建构，此为一“起”;1958年-1961年，第一次“放权”改革严重破坏了计划经济，此为一“落”;1962年-1965年，经济整顿重新“收权”，部分恢复计划经济，此为二“起”;1966年-1974年，第二次“放权”改革再次重创脆弱的计划经济，此为二“落”;1975年-1991年，计划经济得以恢复重建，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此为三“起”;1992年-2005年，市场化改革不断走向深入，计划经济逐渐式微，此为三“落”。我们从计划经济在中国“兴起、变异、衰败”的“三起三落”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近现代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脉络——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运动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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