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史观,就是人们对文史本质、范畴与功能的基本认知,并且由此产生的文史观点与观念。在唐人基本文学观中,文学与文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范畴:文章只是文学的一部分,文学则涵盖文章与学问,并且以学问为内容、为核心;没有内容(言之无物)的文章,就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文章既是学问的载体,也是文学的形式或体裁,属于文学的组成部分。文章(多简称文)的范畴甚广,凡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足以表情达意的作品,不论其体裁、性质、功能如何,皆可包含在内。在唐人基本历史观里,不仅对“客观存在的历史”已有相当充分的认知,而且也能正确区分“主体化历史"中的史书与史学。修史理论或史学批评的出现,说明了唐人的基本历史观已相当进步,对于历史主体化的认识(即主体化的原理、原则)已达到较高水平。
唐人认为史纂和实录虽然很重要,但只能存真,即保存史料;要使史书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还得讲究编撰方法、技巧,还得依靠史论的阐释、论述。透过历代对文史本质、文史范畴与文史功能认知的比较研究,可知唐代基本文史观的历史定位:承前启后,一脉相传,其延续性与稳定性显而易见。在新文学、新史学诞生之前,中国人的基本文史观只有渐变、量变,没有突变、质变。任何事物形成、变化,一般上是内因与外因互动、激化之结果。唐代文史观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形成的因素,同样包含内因与外因两部分。前者指文史观本身“三位一体”的内部结构,后者指文史观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对唐人而言,文学不仅具有审美愉悦价值,而且包含教化、认知与借鉴等多重社会功能。为达到功能多元化的目的,其表现手法或方式既有形象的、感性的,也有抽象的、理性的,而且以后者为主。历史范畴与文学范畴虽有所不同,但两者的基本功能却大同小异:认知功能、政治功能、借鉴功能都是文史作品所应共同具备的,而审美功能、娱悦功能也不让文学作品专美。文史基本功能几乎完全重叠的文化特质,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从而构建了十分相似的文化基因图谱。“文史合一”就是这两个文化基因图谱的产物。和儒家哲学一样,属于儒家文学观的“文以明道”说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与高度的包容性(后者尤其重要)。它是诗教说的延续、扩大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儒家文学观的理论基础。明道说和长期盛行的言志说、文气说、缘情说,无论在文学理论上或创作实践上,都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它们并行不悖,相互为用,甚至融为一体,构成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内容。明道文学观涵盖了诗歌、散文两个领域。
在诗歌领域里,它继承了《诗经》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但并不排斥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白居易诗论可作为代表。唐诗数量庞大,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前所未有,充分印证了明道文学观并不局限唐代诗歌的创作倾向、理论发展空间。就个别诗人来看,它既不防碍诗人的“个性自由”,也不削弱诗人的“主体意识”。在散文领域里,它同样以儒家思想为哲学基础,继承了先秦两汉的朴实无华,注重经世致用,所以论说、理性之文(以奏疏、书论为主)始终居于最主要地位。散文作品的题旨,除了反映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就是宣扬儒家的政治理念,从轻徭薄赋、保民养民到王道仁政、非战反战,其积极进取的历史意义不容否定!鉴于儒家思想的包容性,以及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明道文学观对唐代散文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它并不妨碍散文作品多元化与多样化的趋向。唐代明道文学观是正统的,而正统历史观则是明道的。前者之所以是正统的,是由于它具有显明的主流性、权威性与传承性;后者之所以是明道的,是因为它所体现的经世致用或理性主义精神,也属于儒家思想。经世致用在文学领域所释放的深度的人文关怀,其实就是古典现实主义。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正统历史观有时、空两个范畴:传承性属于时间范畴,它决定了这种价值取向在时间上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即由古至今,世代相传,基本上从未间断。主流性则属于空间范畴,它决定了正统历史观在空间上的广泛性与普遍性,即在全国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接纳,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或价值观念。有了以上的定义或界说,就可以了解唐代正统历史观的真正内涵,除了“王朝正统性”、“政治大一统”外,还应包括“疏通知远”、“以史为镒”两个层面,因为这些价值观念均具有主导性、传承性和实用性,都属于传统历史观念中的主流意识。四大文化元素缺一不可,其中仍以政治大一统为其主体、为其基石,因为它属于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目标范畴。
任何手段都从属于目标,并为目标服务,无一例外,王朝正统性、疏通知远、以史为鉴亦皆然。无论是诗教说、是明道说,其核心价值为经世致用或实用主义,即将文学作为“修齐治平”的文化软件;而正统历史观内涵中的政治大一统、王朝正统性、疏通知远、以史为鉴,则可归纳为“经世致用”四字,同样是将历史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软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经世致用便成为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最主要的共同特征,也是维系两者文化共性的坚韧纽带。从隋唐到明清的一千四百年间,中华帝国即使发生过分裂,最终又重归于统一。这种“分久又合”的历史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原因不止一端,而且相当复杂,但是归根结底,作为正统历史观核心的大一统思想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大一统思想是各种客观条件的集中体现,并且在政治上充分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中央集权、科举制度乃至汉字系统,都是其政治产物。政治大一统需要中央集权体制来构建、来维系。在君主专制时代里,皇权是中央集权体制的核心,皇权强弱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成败。因此,维护皇权就成为唐代历史家不可推卸的政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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