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迈入正轨以来的30余年间,政府的身影处处可见。随着官员激励体系愈加丰富,地方政府演化出不同的政府偏好来刺激区域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很多经济性与社会性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就迫在眉睫,如何改变扭曲性官员激励机制、纠正单一化的政府偏好,是从政府角度而言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采用理论推理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在理论推理中,晋升激励分为投资最大化晋升激励与服务最大化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则分为财政分权激励、转移支付激励以及近年来逐渐成熟的债务限额激励三种形式。利用官僚经济理论、晋升锦标赛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进行分析。在实证部分,利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非线性面板模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面板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进行研究假设的验证。研究发现,投资最大化晋升激励在短期内会迅速推动经济增长,而服务最大化晋升激励长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本文在进行动态聚类分析后通过联立方程将晋升激励、政府偏好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发现,投资最大化激励对投资性偏好、公共服务最大化激励对服务性偏好分别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公共服务最大化激励较之投资最大化激励更能推动地方政府发展平衡性偏好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研究还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最优水平;转移支付激励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均对经济产生负面作用;地方政府债务在短期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是会随着时间推移对经济产生阻碍。加入政府偏好变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分权激励引导平衡性偏好、转移支付激励引导服务性偏好、债务限额激励引导投资性偏好。而投资性偏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但平衡性偏好较之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服务性偏好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最后根据分省数据定量计算了财政分权激励的最优水平。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基于不同角度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将官员激励创新性地分为晋升激励与财政激励进行探讨经济效应,并将二者有机结合,且首次将官员激励与政府偏好概念相挂钩进行分析,补充和完善了我国现有激励理论框架。此外,本文实证部分采用了丰富的计量手段,使结果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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