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公共资本则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和基石。自阿罗将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经济模型后,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在理论上得到广泛认同,但在经验研究上并非所有结论都支持这一观点。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公共投资和资本存量的规模更与经济增长有着紧密的联系。各地区都出台相关政策旨在提高公共资本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若在公共投资时只一味增加数目,不结合地区特点,不对公共资本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在促进经济增长时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效果。
本文在明确公共资本范围界定的基础上,按行业部门将公共资本划分为经济基础类公共资本和社会公益类公共资本两个部分。对各部分的经济增长效应分别进行了存量估算和实证研究。先通过永续盘存法对1985-2015年的总公共资本及其分结构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公共资本及其分类的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其次,从需求效应和产出效应两个方面对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分析了公共资本的区域网络效应存在的可能性。最后,计算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再利用1997-2015年的公共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的数据,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公共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析,并对分类的公共资本在区域间的总效应进行分解,分解成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部分,分析了公共资本存量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
研究结论表明,首先,我国公共资本存量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并且仍处在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基础类和社会公益类分部分也呈现稳健增长的总体态势,社会公益类增长速度快过经济基础类。其次,公共资本及其分类都存在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当公共资本增加时会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其中经济基础类的产出弹性系数更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社会公益类的产出弹性相对较小。最后,社会公益类公共资本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基础类在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导致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减缓。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结合地区资本存量现状和地区差异性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加大公共投资力度,尤其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同时推动资金来源多样化,提供优惠政策以吸引私人投资进入公共部门;根据地区的不同需求,调节公共投资结构,合理分配经济基础类与社会公益类公共投资比重,以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效应;优化区域统筹规划,从全国层面、跨地区、文化层面等多个角度考虑,促成公共投资合作发展,实现地区间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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